摘  要：近幾十年來，世界邪教事件頻發，危害觸目驚心。一些邪教組織披著各種外衣，通過精神操縱與欺騙手段擴大其影響力，危害社會，聚斂錢財，敵對政府。20年間我國反邪教斗爭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但是與邪教組織的斗爭將是長期的，復雜的，邪教治理問題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本文擬對邪教組織的起源與發展、外國邪教組織處置對策進行淺述，以廣東省深圳市為例對我國的反邪教工作進行分析，研究探索行之有效的對策，遏制邪教組織的現實危害，更有效地保護人權，維護社會穩定。

關鍵詞：邪教組織；反邪教；對策

邪教組織往往利用自身的特點裹挾、控制群眾，擁有較高的社會危險性，威脅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他們有著嚴密的組織形式，教主和少數骨干實行專制獨裁統治，教徒身心受到嚴格控制。邪教組織一旦蔓延發展成勢，就會滋生政治野心，策劃和實施破壞社會政治穩定和國家安全的活動。

與“法輪功”等邪教組織開展斗爭20年多來，我國經歷了眾多嚴峻考驗，奪取了多個重大勝利，有力地維護了國家安全和社會政治穩定。特別是近年來，黨中央和各級公安機關加強斗爭力度，依法打擊違法犯罪分子，取締、處置活動隱蔽、危害嚴重的邪教組織。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由于地理位置特殊、社會構成復雜等因素，隱藏、出現了一定的邪教組織及邪教人員，而深圳市作為全國最早購買反邪教社工服務的試驗點，為新時代下的反邪教工作取得了新突破，開創了反邪教工作的新局面。

一、綜述

回顧文獻，全世界邪教組織約有1萬多個，信徒數億人。邪教問題由來已久，世紀末更是甚囂塵上，在臨近2000年的前夕，各路邪教登臺表演，瘋狂地制造了集體自殺等一系列震驚世界的慘案。2000年12月23日，中國反邪教協會召開全國第一屆學術年會，對2000年全球邪教大案和反邪教重大事件進行起底。放眼未來，由于人類情感的需要和人格的變異，邪教組織具有進一步發展擴大的趨勢。但是，宗教界、學術界、政界和媒體界對于“邪教”的概念存在多樣性的表述，在國際上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西方學者多把邪教視為新興宗教運動的衍生物或極端產物，仍認為屬于宗教范疇。我國學者大都認為，邪教對正常的社會秩序造成嚴重威脅和破壞，并不是宗教，而是帶有強烈政治色彩，具有反科學、反社會、反人類、反政府性質的非法組織。

國內外研究文獻高峰期分布在21世紀初，對世界范圍內邪教的種類、特征、危害和對策進行分析和闡述，究其原因與當時邪教犯下的多起惡性事件緊密相關。國外研究聚焦于邪教法律法規，對邪教危害性進行論述。歐美各國在運用法律打擊邪教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立法模式。美國極端重視宗教自由，承認邪教和邪教組織的存在，但注重綜合運用現有立法中的相關條款打擊危害社會的邪教活動。以法國、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國家則在保障宗教自由的基礎上，制定了專門的反邪教立法，設立專門機構應對邪教的社會危害。法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立法懲治邪教的國家。2000年6月，法國國民議會以絕對多數票通過了《對侵犯人權與基本自由的邪教組織加強預防和懲治法》（簡稱《反邪教法》）。

2010年之后國內外研究邪教的文獻驟減，國內研究多為政法動態和態度觀點，經常聯系宗教分析，對邪教組織和人員進行批判并提出對策。重慶市哲學研究專家文國偉認為中國的反邪教政策應當加強以黨政領導為核心的綜合治理、以“三觀”教育為重點的思想道德建設、科學文化建設、法制建設、政府行政管理等。面對當前嚴峻的反邪教任務，政府一方面應對氣焰囂張的邪教暴力恐怖行為進行嚴厲打擊，同時也應充分依靠宗教民間組織，發揮其報警器、潤滑劑、黏合劑、緩沖器和橋梁紐帶的獨特作用。

對于邪教組織，世界各國學者根據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歷史背景，給出了不同的定義，對邪教的概念進行了各自的闡述。佩佩·羅德里格斯（Pepe Rodriguez）曾經圍繞人權標準，闡述了邪教概念:“‘邪教’泛指通過脅迫方式干擾傷害信徒原有性格，來吸收信徒或者宣傳教義的組織，它們采取非法手段來傷害信徒固有的社會環境、情感紐帶與參加的各種有益組織，這些組織極端提高自身的重要性與權力，甚至超越法制國家法定權力?！?

總的說來，邪教多以傳播宗教教義、拯救人類為幌子，散布謠言，通常擁有一個自稱開悟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教主，以秘密結社的組織形式控制群眾，一般以不擇手段地斂取錢財為主要目的。

2017年1月4日，我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對邪教作出了明確的定義：邪教是指冒用宗教、氣功或者以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

二、邪教組織的起源與發展

邪教的宗教性與邪教的起源相關。邪教教主創教時，大量盜取傳統宗教經典的教義，歪曲詮釋，自立派別。邪教組織在傳教活動中，經常利用傳統宗教信仰觀念和祈禱儀式，確立其教主權威，思想來源主要來源于以下幾種。

一是剽竊西方傳統宗教文化資源。邪教教主摘取基督教《圣經》中的只言片語，扭曲釋義，將自己神化為崇拜的偶像，建立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1988年，原“呼喊派”骨干吳揚明，歪曲《圣經·路達福音》中“被立”一詞，自稱“被立王”，標榜自己是耶穌的化身，建立“被立王”邪教組織。

二是假借東方傳統宗教文化資源，摘取佛教、道教、儒學等經典詞句，肆意曲解，編造邪說，自我造神。邪教組織模仿東方神秘主義修煉方式，如素食、坐禪等，刻意營造盲目崇拜教主的神秘氣氛。1998年，原“觀音法門”骨干許成江在吉林市舉辦“弘法”學習班，宣講其“潛修”的“圓頓法門”，摘抄拼湊佛教、道教、儒學經典中的詞句，杜撰《請經論圓頓》。

三是打著“人體科學”的旗號，將氣功“邪教化”，滋生一批新興邪教組織。此類組織冒用氣功名義，具有邪教性質。20世紀80年代，一股氣功神怪化的熱浪襲來，泛濫成災。這些奇異的氣功，以“人體科學”的名義登場，聲稱人體特異功能是氣功的最高階段，形形色色的氣功大師故弄玄虛，吹噓自己的特異功能，推動新興邪教勢力的滋生。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大潮涌起，社會面臨復雜轉型，當代中國的邪教在“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社會土壤滋生成惡性毒瘤。當代中國邪教主要包括本土原有“會道門”的沉渣泛起、國外異端教派的滲透傳播及新生邪教的滋生蔓延。20世紀80年代邪教勢力大多在偏遠地區活動，90年代新生邪教多以中心城市為基地進行擴張，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化的浪潮，當代邪教勢力呈現出國際化的趨勢。

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為歷史背景，當代邪教現象的演變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1992年）：境外邪教滲透傳入，境內邪教滋生蔓延。20世紀80年代初，經濟體制的改革起步于農村，原有社會結構迅速解體，農民演變成經濟利益各自獨立的不同群體，村級管理控制能力普遍下降。社會結構失范、基層權利弱化和主流價值失落，使邪教勢力趁機死灰復燃。特別是在落后的偏遠地區，迷信、巫術文化傳統久遠，各種邪教勢力膨脹發展。據治安部門統計，20世紀80年代以后，全國各地的邪教組織即會道門，每年都以10%至30%的速度增加。全國除西藏外，各省市都有邪教組織活動，偏遠山區和農村邪教勢力尤為活躍。第二階段（1992-2003年）：“功法”型邪教滋生膨脹，成為危害社會穩定的主要毒瘤。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變革的主戰場轉向城市，社會結構巨變，城市弱勢群體擴大，社會矛盾激化。極少數野心家借機東方宗教文化神秘主義興起、氣功健身熱浪，假借氣功與宗教的名義自我神化，制造邪教新種，孳蔓成災。

三、外國邪教組織處置對策

縱觀世界，邪教組織泯滅人性，侵犯人權，不斷制造恐怖事件和流血慘案，對人們正常的生活生產秩序和國家安全造成了嚴重危害，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的一大“毒瘤”，引起各國政府與人民的反對。

根據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大學心理學教授瑪格麗特·辛格在寫給白宮的一份報告中估計，美國的邪教組織在高峰時期多達2000-5000個，1000-2000萬人不同程度地卷入了邪教活動。1993年，美國聯邦煙、酒與火器管理局出動坦克和飛機，對大衛邪教設在韋科的總部進行圍剿，雙方進行了長達51天的武裝對峙，期間發生混戰，山莊被大火燒毀，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80多名邪教徒在槍戰和大火中喪生。 美國依靠新聞媒體對邪教進行揭露，提醒人們不要上當受騙。

法國共有邪教團體172個，其中具有危險性的團體約有40多個，成員在50萬人以上，大部分是不滿30歲的青年。法國在政府各部門建立反邪教機構，1998年12月成立反邪教部際委員會，議會不定期舉行邪教問題專門委員會會議，發表邪教專題報告。各法院設立專門審理邪教案件的法官。同時，法國輿論和一些民間團體配合政府的反邪教行動，法國媒體經常揭露邪教的社會危害，呼吁公眾保持警惕。

據有關機構初步統計，活躍在俄羅斯境內的邪教組織近百個，信徒有上百萬之多，其中70%是青年。首先，俄國加強立法建設，1995年，通過法案限制在俄設立有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以及損害教徒身心健康的組織的法案，1997年通過了《有關通德宗教權利和宗教結社》的聯邦法律。其次，俄司法機關加大了對邪教的監視和控制力度，1995年初，莫斯科成立了“強化安全區”，加強街頭巡邏，參加值勤的警力和次數增加了50%以上，對駐莫斯科的 100多個外國代表機構也建立了24小時的值勤制度。再次，俄新聞媒體報道邪教殘害教眾的事實，揭露其真實面目，促使民眾認清其邪惡本質。

日本動用法律武器清除邪教根基。1995年，日本奧姆真理教制造東京地鐵沙林事件，日本司法部門采取了嚴厲的打擊措施，強行搜查活動據點，包括教主麻原彰晃在內的主要骨干分子被逮捕，數十名涉案人員以殺人罪被起訴。此外，日本有關當局引用《破壞活動防止法》和《宗教法人法》解散了奧姆真理教，取消其宗教法人資格，并根據《破產法》凍結其全部財產，日本內閣還制定并通過了“奧姆對策法案”。同時，日本警方聯合東京地方法院、大阪地方對相關頭目、成員進行判刑和罰金等打擊處理。直至今日，奧姆真理教及其衍生出的“光之輪”“阿萊夫”和“山田集團”仍在日本警方的嚴密監控之下。

四、新時代我國反邪教形勢

從國家層面來看，我國反邪教斗爭形勢嚴峻。境外邪教組織攀附西方反華勢力興風作浪，建立媒體公司、涉獵影視，設立網絡指揮部妄圖制造輿論。境內邪教勢力總體平穩可控，取締、打擊組織團伙，處罰、管控骨干和癡迷人員，但暗潮洶涌，部分成員通過互聯網接受境外邪教組織的遙控指揮。

新時代的中國反邪教對策不得不提深圳，深圳的邪教滋生土壤眾多，情況復雜。深圳地理位置特殊，倒灌現象嚴重，境外勾連，邪教勢力混雜中國香港局勢攪動民眾。深圳社會結構復雜，多種邪教、重點人員交織疊加，滋事蔓延。

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反邪教工作提出新要求。廣東省印發《新形勢下反邪教工作意見》，深圳市委會、市政府印發《實施意見》，市常委會聽取工作匯報，要求深圳“不成據點、不成氣候”。

五、對深圳市治理邪教問題對策的思考

我國政府充分認識到與邪教組織的斗爭將是長期的，把邪教治理問題作為一項長期任務，將遏制邪教組織的現實危害與鏟除邪教組織這一長期目標有機結合起來，更有效地保護人權，維護社會穩定。深圳市立足邪教組織問題產生的社會根源和歷史背景，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凈化土壤，鏟除邪教。

（一）堅決依法取締，加大力度打擊邪教力量

深圳市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密切配合，全力做好邪教防范和處置工作。深圳市各公安分局及下設派出所切實加強基層組織基礎工作，嚴密進行陣地控制，及時掌握邪教組織活動的內幕性、預警性情報信息，增強對邪教組織活動的防范控制能力。深圳市設立鹽田區人民法院、羅湖區人民法院集中審理邪教案（事）件，依法懲治邪教組織骨干分子及人員。深圳市各級政府對抗拒有關部門取締的、或已經被有關部門取締又恢復或另行建立邪教組織的、或繼續進行邪教活動的，按照破壞法律實施罪堅決予以懲處，不讓其坐大成勢，造成危害。   

（二）加強宣傳教育，普及科學文化知識

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針對群眾關心的邪教問題，有針對性開展多種形式的社會科普宣傳，大力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提高群眾的科學文化素質，引導群眾養成科學文明的生活方式。深圳市依托中國反邪教網、廣東省反邪教網等一批媒體陣地披露邪教罪惡本質，提供用于宣傳的鮮活、真實素材。政府部門投資建設反邪教主題公園、反邪教基地等一批反邪教陣地，深入居民日常生活，推動宣傳教育落地。深化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動，宣傳和推廣科學的觀念和精神，切實增強廣大人民群眾反邪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倡導公眾自覺抵制邪教。

（三）聯合宗教力量，撥亂反正教派組織

目前國內的邪教大多盜用佛教、基督教的片言只語，斷章取義，肆意歪曲，編造歪理邪說迷惑欺騙精神上需要安慰的人們，對合法宗教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深圳市基層政府清點、管理轄區宗教點，通過整改、取締不合法宗教場所維護宗教合法權益。加強宗教場所和人員登記管理，時刻警惕和充分掌握可能演化或蛻變成為異端或邪教的苗頭，發現和提醒有關部門及宗教加以關注與提防。聯合宗教組織負責人及時有效揭露和批駁一些異端邪說作，面對邪教異端公開發聲，旗幟鮮明，以正視聽，維護宗教的純潔與尊嚴。

（四）加強教育轉化，推動涉邪人員回歸社會

深圳市依照黨和國家相關政策，注重人文關懷，實現對涉邪人員分級、分類管理，幫助他們早日脫離邪教組織，回歸社會和生活?；ヂ摼W的發展和系統整合為大數據管理涉邪人員提供信息基礎和技術支持，新時代特征彰顯，公安系統加強數據比對和動態掌控，建立較完備的信息網和數據庫。深圳市依托信息數據將反邪教斗爭擺上臺面，組織開展有針對性的教育轉化工作，破除癡迷人員迷信陋習，通過家庭、單位、政府多種方式加強倫理性的社會關懷，保障信教人員的尊嚴，探索接受度較高的方式，幫助他們認清邪教的本質和危害，自覺與邪教組織劃清界限，確有宗教信仰要求的，引導他們進行正常的宗教生活。

（五）注入專業元素，綜合治理邪教問題

邪教組織滋生和蔓延存在多方面原因，因此治理邪教問題應從多方面入手。在綜合治理邪教問題過程中，深圳市政府領導和協調司法、宗教、教育、民政、宣傳等有關部門互相配合，摧毀邪教組織架構，遏制邪教傳播，降低邪教危害。深圳市強調專業元素在反邪教工作中的作用，建立深圳市法制教育學校，邀請具有專業資質的講師授課培訓，龍崗區購買社會工作者派駐各街道，專項負責反邪教工作，在剛性制度中添加柔性緩沖劑，各街道配置心理咨詢師，強調心理治療和人文關懷。

結語

反邪教工作由于其危害嚴重性和政治敏感性逐漸引發各方關注，治理邪教問題必須全面、靈活，避免造成政府實施政治迫害的負面形象，有效維護公民基本人權和信仰自由。反邪教工作不僅要吸取國際反邪教斗爭的經驗教訓，更要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探索處理邪教問題的切實可行政策和措施，嚴防邪教組織滋生和蔓延，維護國家和人民安全。 

參考文獻：

[1] 宮哲兵.2000年國際邪教與反邪教問題，中國反邪教協會全國第一屆學術年會論文集，上篇.111－116.

[2] 歐陽柏青.當前世界邪教的特征、危害及應對措施，現代國際關系.2001年第3期，55－61.

[3] 項宇琳.反對邪教的國際經驗及對我們的啟示，208－219.

[4] 文國偉.論當前中國反邪教對策，2002年中國反邪教協會年會論文集.97－104.

[5] 何秉松，廖斌.論當代邪教，法學評論（雙月刊）.2003年第5期總第121期，62－72.

[6] 聶其良.當前我國邪教問題及反邪教工作研究，思想政治.31－32.

[7] 美日法等國是如何對付邪教的，陜西審計.2002年第2期，40.

[8] 包振宇.歐美反邪教立法模式比較及其借鑒研究，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年第22卷，77－81.

[9] 方海濤，陳榮鵬.法國反邪教立法書評，廣西警官高等?？茖W校學報.2016年第29卷第3期，89－94.

[10] 佩佩羅德里格斯.癡迷邪教——邪教的本質、防范及處理[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14－15.

[11] 習五一.邪教釋義[J].世界宗教研究，2001（5）:3.

[12] 諶麗靜.淺談新形勢下如何做好反邪教工作，理論學刊.2012年增刊，55.

[13] 謝苗，肖向東.宗教民間組織在反邪教工作中的價值考量及其路徑分析，特區實踐與理論.2016年第四期

[14] 單渭祥.發揮基督教在反邪教斗爭中的積極作用，中國宗教，40－41.

[15] 劉成龑.淺議新形勢下如何做好農村反邪教工作，發展月刊.2016年第05期，74－75.

[16] 楊林霞.社會治理視角下對當前反邪教工作的幾點思考，法制與社會.2020年，137－138.

[17] 宋學功.當代世界邪教現象及控制模式初探，甘肅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22－24.

[18] 沈國明，何乃剛.國外反邪教動態的分析.101－102.

[19] 剛文娟.關于新時代創新發展反邪教工作的思考，決策探索.2020年下，55－56.

[20] 涂建華.新時代邪教的特點及反邪教研究的方向，科學與無神論.2019年第5期總第121期，43－46.

[21] 賀慧玲，孫濤.探析信息化條件下反邪教科普宣傳工作面臨的形勢及應對辦法，科學與無神論.2016年第4期總第102期，61－64.

[22] 陳曉芳.高校反邪教工作現狀及未來工作思路探究，山西青年.2018年，233.

[23] 陸一林.加深反邪教斗爭的認識，前線.2011年，31－32.

[24] 艾樺.當前世界反邪教的措施與經驗，理論學習.2002年第3期，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