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我國互聯網普及與青年人出國出境人次攀升的社會發展環境為邪教傳播帶來可乘之機。不僅邪教傳統網站運用議程設置的傳播邏輯，同樣延伸至移動社交空間，挖潛移動化和社交化的傳播優勢。在青年群體與移動網絡兩者之間多重的特征下，邪教網絡空間具有不亞于現實空間的強制控制效果，青年人更易受制于邪教的誘導與毒害。針對青年群體，建立基于網絡傳播的防護對策是邪教治理的新課題。

科技的進步似乎與宗教無緣，但宗教經常借助傳播技術的進步在不斷發展，世界多地的邪教也不例外。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許多邪教組織以難以想象的力量利用線上環境擴大自身影響，尋求發展壯大。傳統互聯網傳播速度驚人之快，移動互聯的新媒體注入新動力，加之虛擬空間成長的“數字土著”青年群體更大程度上接受、習慣且相信線上虛擬，故邪教在互聯網環境下的影響甚至已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邪教治理問題，亟待給予專門的關注與研究。

一、互聯網環境的邪教傳播

據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一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3月，中國網民規模達9.04億。其中，手機網民規模達8.97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人群占比達99.3%[1]。此外，伴隨移動互聯環境的日趨成熟，多數網絡公民每天習慣性接觸信息的方式已多是智能手機等移動終端。僅就青年群體而言，互聯網對青年人的不可替代性凸顯。相關研究數據顯示，信息時代成長的85后“數字土著”，對智能手機有著極強的依賴性，他們接觸的過半信息均源于互聯網，68%的18至30歲的被受訪者平均每天手機上網時長達2小時以上[2]。

與此同時，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公民出國出境已變得愈發平常。其中，“留學”的青年群體人數每年持續攀升。據教育部網站數據顯示，2018年出國留學人數創66.21萬新高，并呈現低齡化趨勢。加之國內眾多高校提高國際化水平，交換生項目豐富多樣，使得青年人擁有海外學習經歷已非難事。另據中國旅游研究院《2018年中國游客出境游大數據報告》，在全年出境游近1.5億人次中，90后、00后占比達31%，90后成為旅游主力軍。這一背景下，無論是長期的海外居住還是短期的旅游或其他名義的出國出境，身處境外的青年人擁有接觸境外網絡空間的更多機會。

我國社會的以上變化與發展亦為邪教組織帶來了可乘之機。一方面，邪教組織的網絡空間較為活躍，利用多種網絡媒介開展邪教思想宣傳；另一方面，邪教組織試圖擴大其網絡空間的境內外受眾，甚至利用電子郵件向國內寄發工具等。而青年群體是潛在易感人群，一旦接觸邪教網絡空間，在獵奇心理驅動下，容易遭受負面誘導，繼而成為?？投饺肫缤?。

1. 邪教傳統網站的議程設置邏輯

傳播學者庫爾特·郎指出：“媒體迫使公眾注意力轉向特定的議題；他們總是提出一些對象來，建議個體去思考什么，了解什么，感受什么，而脫離其他要素?！盵3]邪教傳統網站凸顯了議程設置的廣泛且深入的使用。以某邪教傳統網站為例，主要網站基本分為兩類：綜合性網站和專題性網站。其中，綜合性網站涵蓋面廣，儼然是一個大型門戶網站。不少報道的標題吸引眼球，強力驅使受眾打開閱讀，一探究竟。專題性網站則是圍繞某一主題的宣傳陣地，如經文傳播、影視視頻等。

綜合性網站近乎采用了一致化的縱三欄布局，并在首頁的中欄和右欄設置有“新聞”“看點”等為欄目名稱的報道區。這些區域一般被視為最吸引注意力的版面黃金區，如圖1所示的灰色區域。但這類區域內的“新聞”條目卻是非同質化的，直接或間接宣傳極端思想的報道中常穿插散落著單純的國際新聞中，宣傳隱秘又具迷惑性?！敖颐亍薄罢嫦唷笔浅Ｒ姷年P鍵詞。而健康、科技等中性欄目報道卻選用網頁下端或是首頁非重點區，采用鏈接或按鈕形式。

圖 1 綜合性網站布局示例

研究過程共收集整理了不同主題的六個專題網站在2019年7月至9月時段共計180篇首頁報道。這些首頁報道均與宣傳邪教思想有不同程度的關聯，并在每一篇中基本都配有多張圖片，以“有圖有真相”的慣性思維表達傳遞著歪理邪說。移花接木、歪曲夸大、含沙射影或造謠誹謗是常用的編輯套路。其中，某紀實性專題網站最具代表性，在對其隨機抽取的30篇報道中，28篇(占93.3%)在宣揚極端思想。饒有特點的是幾乎每一篇都以新聞紀實報道開篇，僅在文章后部有意嵌入了傳遞邪教的內容，所占比例不大，且多以被采訪者即第三人稱的口吻說出。另兩篇則是無中生有的借題發揮，如題為“全球貿易戰”等文章以先入為主的觀點評論進行不實報道。

邪教涉及人的一種極端性的精神活動，非關實證，也無從驗證。信徒了解學習都是直接接觸信息，而不可能直接接觸到身所不及的外界環境本身，全部沉浸在一個“二手世界”中，因為上述網站的報道其實已超出個人感知限度。利用反復多次的同質化報道，必然影響觀者的認知[4]，引誘形成虛幻的“腦海圖景”。正如法國心理學家勒龐所言，“從長遠看，不斷重復的說法會進入我們無意識的自我的深層區域。到了一定的時候，我們會忘記誰是那個不斷被重復的主張的作者，最終會對它深信不疑”[5]。對于涉世不深的青年人而言就更是如此。

2. 移動時代的虛擬社交應用

某邪教網絡空間同時顯示出緊追移動技術傳播的發展趨勢，挖潛移動化和社交化的傳播優勢。在移動通信技術迅猛發展的浪潮下，該邪教多數傳統網站都建立了其移動版本，甚至開發了移動端APP，并以簡明文字、系列圖片和短小視頻等相結合的媒體形式進行報道，契合青年人碎片化閱讀習慣，增強傳播力。在此基礎上，每則新聞在顯著位置均提供向推特、臉書、微信等社交媒體的分享通道，推動虛擬社交圈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帶有邪教宣傳的報道常附有討論區，言論一邊倒現象明顯，體現出議程設置邏輯向線上社交的延伸。

移動時代的傳播與線下熟人圈的口口相傳具有相似的傳播模式，即多節點網狀傳播[6]。圖2所示為網絡社交互動的信息傳播示意圖。身在其中的每位個體(圖中的每一節點)都具有信息消費者和傳播者的雙重角色。然而，移動社交圈子的獨有優勢在于任意節點可將信息在瞬間觸達與其直接相連的其他節點，同時這些節點可迅速地將信息在各自的線上社交圈子里進行二次轉發擴散，以此類推。參與轉發的過程即是志趣相近的個體之間聚合傳播的過程，這就為邪教的社交化宣傳提供了獨特的傳播土壤。

圖2 多節點信息傳播模式圖示

青年群體對于移動網絡有天然的親緣性，擅長屏幕社交，樂于展現自我。同時，90后青年人更具有尋求新奇、思維活躍等心理傾向，愿意體驗新鮮事物。當青年人遭遇現實生活的種種壓力而處于精神困境時，從移動世界中尋求精神的宣泄與釋放是相對簡單和便捷的解決方式。然而，除了從手游、二次元等尋求快感之外，一種出生于網絡環境下的膜拜組織也會讓國內青年人中招。這類組織既隱秘又帶迷惑性，具有明顯的強制性勸誘、極端思想改造等邪教性質，逐步引誘青年個體做出危及自身健康甚至生命的殘暴行為，其反人類本質昭然若揭。如“藍鯨”“人體刺繡”等死亡游戲就屬于此類案例。受害者個體多是偶然加入QQ等社群，繼而被群主強制誘導，觸碰并體驗由一系列從簡入難的任務情境所組成的死亡游戲，最終自殺。這類案例中，玩家一方面被要求無條件地接受群主的指令與監控，群主則不時在群內更新玩家們的任務完成情況并加以“不準中途退群”等言語脅迫；另一方面，玩家之間的相互影響非常強烈，即在同伴壓力下驅動并強化了玩家行為的相互模仿與監督。玩家們在此過程中對游戲中滲透出的極端價值取向從“被動服從”漸進發展為“主動認同”。

二、青年群體卷入邪教的認識論分析

1. 個體從屬于邪教組織的過程邏輯

有極端宗教信仰的邪教組織通常具有極為嚴苛的規范約束。處于近乎區隔封閉組織內的邪教信徒極度守護組織的權威規范，具有極端的思想和行為。如邪教成員往往共享著類似的價值觀和由特定規范所塑造的行為預期。信徒的價值取向更易形成一致性程度高的局面，即結晶化程度高。在這樣的組織內，一個偏離組織規范的信徒將會受到其他成員幾乎一致的懲罰，眾信徒對于規范的一致支持是影響其個體遵從的重要條件，而且因為眾信徒支持或反對的情緒非常強烈，他們不容許偏離規范的行為存在。因此，高結晶化程度的邪教環境往往導致高度的遵從行為以及對任何偏離行為的校正。例如，在某邪教組織內，信徒服膺的一條是“解除病痛的唯一方法就是修煉!”鑒于網絡媒介的傳播力和青年群體自身特點，某些邪教極端案例時有出現青年人的身影就不足為奇了。

當個體成為某邪教信徒即限制并確定了個體將會主要暴露在其熟人圈、模糊的虛擬環境圈等領域之中。這種無處不在猶如空氣般的環境刺激彌漫在邪教群體之中，眾信徒往往將其視為自己在該群體中的日常生活。其實，身在其中的信徒們對于自己身在的環境刺激是別無選擇的。身在這樣的區隔封閉組織中，邪教群體還可能變得冷漠無情，即為個體制造出更為強大的邪教組織的群體性責任感，造就漠然，為信徒提供能量、盲從及激情。正如內森·麥考爾所言：“一人獨處，我對世界有一種恐懼感和不安全感。但是，當和我的死黨們混在一起的時候，我就變得趾高氣揚且信心滿滿……在群體中，我們嘗試著從未做過的事情?！盵7]

2. 封閉社群環境的強制控制

所有人都有步入群體生活的傾向，尤其是邁入群體生活中非理性和無意識的傾向[8]。在現實空間的邪教組織中，信徒同說“共同的語言”，踐行“共同的儀式”。在信徒無意識的過程中，邪教組織從對信徒所處人際空間的環境控制，逐步升級為語言、思維，再到行為的控制。然而，網絡社群的出現恰好形成了對個體實施控制的前提條件。網絡社群明顯存在著“同類相聚”和極化現象[9]。首先，網絡社群構建了在單一主題下的精準垂直傳播，具有開展深度勸服的潛能。在群主精心設置的議程之下，從屬于邪教組織的移動社群內的互動主要用于強化權威性觀點。其次，即時的互動通訊促使社群的傳播信息較“深”，重復強化的互動下構成了成員之間的集體監視，社群成員在彼此影響中逐漸形成高度一致的價值信念與行為預期。此外，移動互聯環境使得社群與其成員之間深度捆綁，只要持有手機就有隨時隨地被虛擬群體召喚的可能。當青年人處于這般環境刺激之中，更易陷入催眠式的強制勸誘中，失去自我意識，反而形成環境依賴。因此，邪教的網絡空間具有不亞于現實空間的強制控制效果。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先后采訪了四位已脫離某邪教的前成員。在回憶練功學習時，他們當時一致堅信：多多練功是理所當然的分內之事。無論線上線下，練功學習少、活動缺席等是強烈不可容忍的。其中的一位某高校在校研究生就表示，他接觸某邪教起于同居家人，最初表現出焦慮與恐慌，面臨被迫切斷與家人關系的威脅，但隨后在“溫水煮青蛙”的環境刺激中漸失自我意識，借以互聯網全家學習練功。研究同時關注了一個于2018年出現在內地的網絡社群現象———“約死群”，帶有依極化團體社會屬性的一類QQ社群。深陷壓力或不滿的年輕成員在社群中抱團取暖。在群主誘導下，群內充斥著大量極具負能量的言論。這類發言在群內會得到廣泛和高度認同。若潛入群內發出勸生等“正能量”話語，立即將遭到群內集體謾罵、詛咒等。群成員的自殺行為也會競相成為其他成員模仿的對象，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

觀察這些案例會發現，社群成員的這種高度一致性其實劃定了該群體的一條無形的邊界。對于背離群體規范的行為，可容忍范圍普遍較窄。由此形成的包圍感猶如一座透明監獄，會令新成員或具有偏離群體規范傾向的邊緣成員自行糾偏，而這又再次強化了群內的聚合。這一情境可以描繪出一張容忍度概念模型：橫軸表示個體行為的強度；縱軸表示信徒們對行為的支持和反對程度，分別對應縱軸正、負值區域，如圖3所示。由于較窄的容忍度，個體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會充滿威脅感，焦慮水平高。群體有強烈的傾向，就是壓制所有偏離的信號。

圖3 行為容忍度概念模型

青年人卷入邪教還常受到身邊家人或朋友的影響?，F實空間所形成的人際信任感加速了誘導進程。因家族式環境與陌生人環境相比，其內部行為會受到更多的監視，年輕人在其中就必須學會抑制自己的“懷疑和批評”[10]。本已封閉的線下環境又會通過線上環境得以強化。

三、互聯網環境下的反邪教對策

身處互聯網時代，伴隨著國內“數字土著”一代步入其青年時代，邪教與網絡的聯姻已然成為邪教問題的重要課題。網絡反邪教本身具有很強的實踐性與應用性?；谏鲜龌ヂ摼W廣泛滲入生活及青年群體所面臨的風險，亟待建立符合青年群體特征的系列對策，為邪教治理賦能。

1. 構建重內容的時代感空間

當前國內雖然建有一些反邪教網絡空間，但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反邪教陣地較少，側重青年群體的空間更鮮有涉及。鑒于互聯網的跨時空特征，建議集結與整合多地反邪教資源，持續構建少數幾個以新興宗教、新時代中西文化等帶有時代感主題的反邪教網絡空間，借以針對青年群體進行宗教文化與邪教差異等預防性的認知引導。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調查顯示，約80%的網絡用戶最看重網站的內容是否豐富和真實權威性。因此針對內容的篩選和編輯尤為重要。從內容被受眾閱讀進而到影響受眾態度，最終達到改變受眾行為的目的。以青年群體為主要受眾的網絡空間需要特別關注內容的視覺感，運用多種媒體形式，且用年輕人青睞的網絡流行文體，營造親近感。同時輔以學術專業研究，挖掘青年人受邪教毒害的真實案例，并以解讀形式發出專業的聲音，提升可信度與真實性。

在空間內容的特點上，“簡單”與“重復”是兩個基本原則，在此原則下的宣傳更有效[11]，并靈活運用議程設置。在內容選材上，建議吸收研究院校、媒體類企業甚至具有相關專業背景的志愿者等社會力量參與原創內容制作，擴寬內容輸入渠道。

2. 開辟移動時代反邪教的全新陣地

移動互聯時代孕育了反邪教全新的實踐方向，亦將用最直接的方式影響以青年群體為受眾的反邪教傳播力與效果。

時間的碎片化已然成為移動媒體的顯著特性。尋找更靈活的傳播節奏，應用與青年群體的碎片化信息閱讀習慣相適應的表現形式是反邪教實踐中的首要關注點。除了延伸上一小節探討的反邪教網絡空間，開發移動版本之外，利用微信公眾號及微博等新媒體工具，并重視對所引導傳播內容的同步升級。如青年群體的碎片化時間更傾向于觀看短視頻，以“邪教類組織顯著特征”等反邪教核心宣傳內容或邪教毒害經典事件為題材，精細制作少量短視頻甚至時長小于一分鐘的微視頻，發布于抖音等視頻平臺上用以廣泛傳播。又如選用影視、科技等熱點事件，冠以創意性標題，運用漫畫、動畫等呈現形式自然嫁接反邪教傳播或開展跨學科融合的內容設計。同時可探索運用虛擬現實等新興技術進行具有場景思維的傳播，將青年個體遭受邪教影響的過程以直觀可視化場景進行展示?？傊?，針對青年群體的反邪教傳播需契合年輕人的喜好與習慣，才會有被閱讀的可能，由此才可能實現認知引導的初衷。

同樣在移動互聯時代，微信群等移動社群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松散的社交圈子，逐漸成為巨大無比的群體“聚集地”。社群將具有相似認同感和價值觀的個體黏合在一起，凸顯以個體為中心的社交，同時具備以“對話”“分享”等形式的精準垂直傳播特性。這都為反邪教實踐提供了與眾不同的潛在路徑。身在社群中的個體會趨向與同伴的立場、態度保持一致。這恰恰可以反向利用社群內觀點極化的特性，構建針對目標青年群體的認知引導社群。以精良的相關知識內容為紐帶，適時開展線上互動討論，根據個體的回應及時通過深度互動給予引導。因這種引導本質上是建立在個體所處的現實情境與社會聯系的基礎上，因此更具針對性。此外，成功幫扶邪教成員回歸正常生活是反邪教實踐的一大難點，受制于時間周期短，且常存在再次卷入的風險。而移動社群則更具自然而持久的幫扶優勢。如建立“剛回歸邪教成員+成員親屬+反邪教人員”社群，以多方發聲形成深度說服的線上環境，并以線上線下聯動的方式穩固幫扶成效。移動社群中每一信息落點以及流動路徑直接可感知，受眾的信息閱讀深度、信息引發的意見等，也更容易觀測[12]。這就構成了在移動社群內開展反邪教實踐的有利條件。

最后，反邪教實踐需要借助大數據等關鍵技術，強化移動空間的“圍堵”。如青年群體熱衷的微信朋友圈等社交應用即符合圖2所示的多節點傳播模式。與相關運營商、研究團體等協作，屏蔽那些能夠更快速和有效地進行信息傳播的度量大的可疑節點；及時提醒或屏蔽領袖式的鼓動者有關發送邪教信息，定位并分析“活躍人物”的傳播行為；針對傳播拓撲路徑規律開展研究等，以期有效遏制信息的快速傳播擴散，減少年輕人被邪教毒害的機會。（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研究基地項目“全媒體時代下的網絡邪教傳播與治理研究”(19JDXCB010)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中國互聯網研究中心：《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20年4月。

[2]益普索：《中國網民移動互聯網使用報告》2018年6月。

[3]［美］希倫·洛厄里：《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劉海龍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43頁。

[4]［美］格蘭·斯帕克斯：《媒介效果研究概論(第二版)》，何朝陽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49頁。

[5]李智：《國際政治傳播：控制與效果》，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6頁。

[6]Albert. Ｒ ﹠ Barabasi A. L. “Statistical mechanics of complex networks”，Ｒeviews of Ualern Physics，2002，Vol. 74，pp. 47.

[7]［美］拉塞爾·哈?。骸度后w沖突的邏輯》，劉春榮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5年，第272頁。

[8]孫曉敏：《群體動力》，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62頁。

[9]［美］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大連接》，簡學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225頁。

[10]［美］瑞克·艾倫·羅斯：《邪教：洗腦背后的真相》，關群譯，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15年，第69頁。

[11]［美］格蘭·斯帕克斯：《媒介效果研究概論(第二版)》，何朝陽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52頁。

[12]彭蘭：《新媒體傳播：新圖景與新機理》，《新聞與寫作》2018年第7期。

作者簡介：

薛  鵬，北京聯合大學北京膜拜團體與宗教文化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

范寶祥，北京聯合大學北京膜拜團體與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